来源：周天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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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3月25日“中国投资50人论坛”发言

周天勇

今年的增长速度目标定为5%，我觉得去年增长的基数低，加上今年经济自然恢复和加大发展的各方面力度，这个速度的实现是一个大概率事件。当然，企业家信心的恢复如何，出口的不确定性，对增长任务的实现也增加了一定的风险。居民收入不足的深层成因是什么？如何提高居民收入水平，扩大居民消费需求，使经济良性向好增长？笔者及其主持的国民经济工程实验室在测算供给侧改革未来增长潜能的基础上，又从体制改革与均衡增长方面入手，对需求侧的增长历史和未来，进行了核算和仿真。在这分享我们的一些数据、看法和对策建议。

搞清楚居民收入消费不足深层成因才能有的放矢

对于如何增加居民收入，扩大他们的消费支出，有的学者提出了发放消费券，提振其支出需求；有的提出应当缩小居民间收入差距，扩中提低，增强消费能力；有的提出抑制资本扩张、增加企业税费、扩大再分配和进行第三次分配，缩小居民间收入分配差距，增强居民消费，消除生产过剩；还有的提出，要主要依靠振兴乡村，增加农民收入，扩大农村消费，助推经济增长。

笔者认为，首先需要搞清楚，这样一些问题：1978到2022年，居民收入和消费占GDP比率怎么分别降低19和24个百分点？政府和企业占GDP的收入、消费和投资比率，为什么上升这么多？深层次原因是什么？因为GDP增长从8%下跌，生产过剩，主要从2012年开始。才能问题导向，找出针对性的解决方案。

我们对数据进行了分解。

首先，按照前20年与中国动态发展水平相近的国家进行人口自然增长率标准值与中国实际值差值计算，由于人口损失造成了20年后经济主力人口的动态损失，通过生产劳动减少、工作创业收入相对收缩和影响消费支出传导，到2022年，生育管制造成了需求侧年均0.25个百分点的经济增长损失。

其次，在发展中国家，通过人口和劳动力，从低生产率、少就业机会和低收入水平的农村农业，向高生产率、多就业机会和高收入水平的城市和工商业迁移和流动，形成其最主要的经济增长动力。但是，我们的迁移管制及其各种阻碍了市民化的体制，造成了同等发展水平下，与其他国家标准市民化标准值与我们值的较大差值，我们内部又分了城市户籍人口、城镇常住流动人口农村居民常住居民三部分。计算发现，阻碍人口流动引起的收入损失、消费损失，占的比重非常大，11年间在需求侧损失的增长速度平均是0.93%。

再次，农村土地不是资产和禁止交易对需求侧经济增长的影响。一般市场经济国家，土地交易收入归土地个人和法人所有者所有，交易收入归土地所有者，政府按照一定的比例交税。然而，我们对农村的土地零地价征收，适当补偿。1992到2022年，土地出让金累计收取了74.27万亿元，其中2012到2022年收取42.71万亿元，补偿农民的不到3%。农村农业向城市和工商业转移土地出让金分配的扭曲，影响到农民应有收入和消费能力，在需求侧造成了年均0.24%的增长率。

第四，城镇居民住宅是资产可以交易，农村农民住宅是生活资料禁止交易，也造成了农民收入和消费需求能力的损失。农民住宅，不是资产，不能抵押，不能以地为本创业获得收入；农村住宅不能同城镇居民住宅一样，不可以由子女继承；农村农民住宅禁止市场交易，即使在农村内部交易发生转让价格极低、强势村民圈房、兄弟姐妹间交易纠纷等三大难题。农村住宅建造价平均大约是城镇住宅销售价的1/4或者1/3。禁止其交易，使农村又推动了一部分收入，影响其有支付能力的消费。在需求侧损失经济年均增长0.2个百分点。

第五，高房价转移居民收入和挤出居民消费，影响需求侧的经济增长动能。由于我们地方政府行政垄断出让土地，供少价高。世界大部分国家城市居民用地占城市总用地的60%到65%，我们是20%到22%。世界上大部分国家住宅私人建设、合作建房、房地产商开发、政府建设等，多渠道供给，渠道之间有竞争。而我们住宅只准房地产商开发，供给渠道垄断。结果居民收入房价比2012到2022年为10.31，比合理收入比最高线6高出4.31，其高房价和高房贷付息，转移和挤出居民收入，累积54.76万亿元，需求侧年均损失的经济增长为0.38个百分点。

最后，财政民生支出不足，也是居民发生额外支出和抑制其消费的重要因素，也严重影响了需求的增长动能。前面已述，虽然教育医疗养老等转移支付在逐步增加，但其机构人员运转消耗太大、阶层和城乡分布不均。由于财政民生支出不足，居民额外承担了累积81.24万亿元的支出，影响了居民正常的消费需求。其在需求侧造成的经济增长损失年均为0.86个百分点。

上述六项分解因素相加，在需求侧年均损失的名义增长率为2.67%，与我们用需求侧的二元体制差值仿真模型计算的数据吻合。2012到2022年间经济平均增长率为6.37%，如果居民收入和消费占GDP比例正常，实际年均经济增长率将为8.34%。

只有体制改革才能在需求侧也形成持续增长的潜能

居民需求不足，则通过人口迁移市民化水平、农村集体土地交易收入农民比率、农村住宅禁止或允许交易、城镇居民房价收入比和政府民生支出占GDP比等需求侧体制转轨，缩小其标准值和扭曲值之间差值，可以测算改革可以增加居民收入和释放其消费需求的潜能。

未来由前20年生育管制造成需求侧的收缩，未来15年已经无法进行弥补。针对上述其余五个居民有支付能力消费需求不足的深层次原因，我们仿真推演了推进各项改革可以提高居民收入水平和消费能力，展望需求侧其形成的新经济增长潜能。

如果废除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如果让迁移人口的子女在城镇接受教育，如果让农村住宅、宅地、承包地等能够交易或托管退出消费房地黏性，如果对迁移人口提供廉租房和基本医疗保障，从2023年开始释放，则能够获得居民消费需求增量4028亿元，最多的2030年将获得12939亿元。2023—2037年，累积新增154910亿元居民消费需求，年均在需求侧获得0.58%的新增长动能。

推进农村土地资产化、农村地面住宅资产化和降低城镇住宅房价收入比等改革会增加城乡居民收入并减少高房价对居民收入的转移，在未来的15年中，年新增的居民消费支出累积规模为202855万亿元。在需求侧三项改革形成年均0.78%的新经济增长率。

推进财政支出结构转型，提高政府民生支出比例，改革会减轻居民生育教育医疗等方面的支出，对居民其他消费支出形成溢出效应，在未来的15年中，年新增的居民消费支出累积规模为478422万亿元。在需求侧形成年均1.74%的新经济增长率。

需求侧进行人口迁移放开、允许农村土地交易、农村住宅同房同价同权市场、居住供给多元供给和提高财政民生支出比例等改革，使居民可支配总收入从占GDP43%到3037年提高到65%，财政生育教育医疗等民生支出从5%左右提高到21.5%，将年平均增加居民消费支出55586亿元，在需求侧形成年平均3.11%的经济增长拉动速度。

除此之外，其他宏观调控和体制改革思路、路径和对策，在需求侧可持续提高居民收入和扩张居民消费的概率可能较小。而没有居民收入和支出的改善，供给侧改革盘活生产要素和资产溢值等生产增长，也没有相应需求的可能性边界，保持经济增长在合理区间，在供给与需求均衡方面看，可能难以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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